赵赫渴望着快乐。他说，希望自己是一只柴犬，看上去无忧无虑。他去世后，朋友在网上买了一只纸狗，糊好了圆圆胖胖，烧给了他。

一并烧给他的还有，“大别墅，全套家电，苹果电脑和手机”，堆起来能填满整辆轿车的纸制元宝和金条，让他到那边“可劲儿花”。他的大半衣物也烧去，他在世上留下的印记，好像给抹净了。

他生前的谋生工具，有着三十多万粉丝的抖音账号“快乐小赵”，成了最显眼的“遗物”。网络上的他是个十分招笑的人，以拍心直口快的视频著称。

线下的他却被厄运缠绕：身患糖尿病；跳舞的职业干不下去；专门当“网红”后生活仍然捉襟见肘；与经纪公司打了长达一年的官司，为了争夺四万七千块钱和自己账号的使用权……

这好似无休无止，直到去年11月14日，他刚满29岁，被发现在出租屋里猝死。

孤独患者

赵赫要人疼他，什么都要征求朋友的意见。他一个人住沈阳的时候，总给老家葫芦岛的朋友打电话问：“我今天血糖高，这东西能吃吗？”

他总是问，却不听劝。王健宇，后来烧了一车纸钱的人，忍不住对他说：“你自个儿思维不改变，认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老来问我，意义不大。”

作为网红，赵赫在网上也如此反复无常：他会在抖音上提自己的病，但网友一劝他注意饮食，他又像受了冒犯一般，觉得对方多管闲事。他的朋友圈更新频繁，亢奋时一天发三十几条，常展示一些糖尿病人的“高危动作”：面食吃多了，头晕目眩；或者刚处理因病溃烂的脚，就要出去遛弯。

赵赫在沈阳有一个朋友圈子，这班人里有一个三甲医院的大夫，看他脚背发紫，警告他：“你这样怕要截肢。”有朋友上门去，几乎拽着他去看病。医生要他住院，他当即溜走。

他去年7月底生命垂危了一回。

赵赫当时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夜里他感到难受，打了公寓前台经理的电话。前台经理和干杂务的阿姨一起扛着他坐电梯从11楼下来，打车去了急诊。他到了医院便昏迷，进了重症监护室。

久不见面的母亲刘桂华从葫芦岛赶来医院看护他。刘桂华当了一辈子普通工人，手头很紧，赵赫蛋白质低，一瓶人血白蛋白450元，她咬牙掏钱给他打。住院二十几天，花了六七万元，后来她对记者说，这花费之下：“我都要发疯。”

她去买饭，回来发现他躺病床上点一堆外卖，铺满一桌，看上去要血糖爆表；母亲说他，他辩解说买的都是无糖的。夜里，赵赫躲在被窝里吃开心果，嘎巴嘎巴响。为了控制饮食，母亲和他吵了不知多少架，后面也放弃了。

等赵赫出了院，刘桂华又在他沈阳的住处待了一个多月，才回了葫芦岛。

他生病以前，母子俩的关系一度很差，这时候刚缓和些。去年10月29日，刘桂华来沈阳给他过生日，在他租处发现没按时服用的药物，“该几盒药还几盒药”。倒是买了个制冰机，她猜，“他不总是渴吗，可能心里热。”

母亲劝他等病稳定一点回葫芦岛，“你搁这儿不挣钱”。他说，自己死也不回去，要留沈阳。

离开小城

赵赫一直喜爱沈阳的马路，尤其沈阳中街。就像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女主角，有不安感时就去看珠宝，赵赫也爱在沈阳看奢侈品店，然后大肆在朋友圈评论哪些品牌“土”，他看不上，哪些他看得上。

他不喜欢家乡葫芦岛，虽然，这是他最初感到被欣赏的地方。

葫芦岛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镇之一。刘桂华回忆，1999年澳门回归，五岁的赵赫能站在商业区的台阶上唱《七子之歌》，唱完还说，“给一瓶水喝”，围观的人给他热烈鼓掌。

他上小学，葫芦岛已在流行过情人节。有的孩子会在这一天上街卖花，赵赫热衷于此。

等他上了初中，葫芦岛百货大楼里摆出跳舞机，看的人越多，他跳得越起劲。他家那时候就有电脑，可以上网学舞。

赵赫高一辍学，他父母已离异，母亲搬走，不太管他，父亲因为他不愿当兵打他。他得自谋出路——他在葫芦岛的家电大厦卖过家电，还卖过服装。

他还想跳舞，特别坚决，想去外地参加比赛、上培训班。刘桂华还记得，大概是赵赫刚上初中、她和他爸没离婚的时候，夫妻俩把赵赫丢在奶奶家，让照看几天。隔几日，奶奶说，赵赫要了一些钱，一个人到青岛参加比赛去了。

2012年左右，赵赫开始在葫芦岛的一些舞蹈工作室里教人跳舞，一个月挣三千多块钱，好点的时候，有四五千。

王健宇形容赵赫教舞蹈，“有感染力”，就像他持续上传的舞蹈短视频，他自己舞得开心，跟舞的也开心。

葫芦岛一家培训机构的老板韩焱焱雇过赵赫，她回忆，赵赫当时是“比较严格的老师”，哪个学员动作做得不标准，他一定得一遍遍带着做，把人教会。他又时常显得个性开朗，有说有笑的，学生和家长都喜欢他。

但是，在葫芦岛，除非出了大名，培训教师普遍没有劳务合同，收入不稳定。

韩焱焱说，赵赫挣钱积极，城乡结合部的课也去。朋友们还听闻，他找到过投资人，准备自己当老板开个班，没做起来。

后来碰上疫情，教人跳舞的课少了，他收入下滑。

他那时常去沈阳，主要是为了向别的老师学舞。他那次在沈阳打了个车，就变成“密接”，和当时在葫芦岛同住的父亲一起被上门接走隔离。他的行程轨迹流出，所涉及的葫芦岛舞蹈培训场所暂时歇业，有人在网上公布了他的个人信息等隐私。朋友们记得，赵赫说有人打电话到他打工的地方骂他，还要赔偿——赵赫感到自己在葫芦岛待不下去。

终于要出头了

赵赫要离开葫芦岛，还有一点个性原因：作为舞者，他与一些可能邀请他的活动主办方关系一般。

那些老板对他有点吆五喝六的，他说他们“装×”。甚至，让跳一些他不喜欢的舞蹈类型，他也觉得“装×”，他还要把对别人的看法说出来，让人知道。

这么硬气地谋生，可能是“东北人好面儿，嘴必须硬”，王健宇说。

他的朋友刘宁则为他辩白道，多数人的人生，没一个明确的理想，但赵赫有。他不愿意随波逐流。

还有第三种见解。在韩焱焱和刘宁的描述里，赵赫非常“臭美”，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社交媒体上如此活跃。

到冬天，为了好看，赵赫哆哆嗦嗦，坚持穿个单鞋。刘宁则回忆，赵赫十几岁时，就好穿“AB版鞋”，两个鞋的鞋带颜色不一样，又好玩“杀马特”，头发染成绿的、粉的。他当时想的是去韩国当“练习生”，但没有门路。

二十多岁，赵赫还天天自拍，什么角度的都敢往网上发。

朋友们说，赵赫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让他在抖音上爆火的，除了舞蹈，还有“三板斧”：赵赫先是在葫芦岛的公交车上大喊：“吵死了，不用嘴也能坐公交车！”；又是拉着职业乞讨的老太太，不依不饶地和她掰扯“人得靠自己”；还在沈阳的商厦里嚷着要“抓小偷”。

他曾对一个粉丝解释，和人生气，“不是想占便宜，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这个事儿不对”，“原谅我一生争强好胜”。

他在生活中遇到那些细小的快乐，也要恣意流露出来。不同的人回忆，赵赫爱拍自己，也爱拍别人。他在火锅店里遇到别的桌过生日，能凑过去，啥也不图，唱“生日快乐”。

2021年，赵赫路遇一个阿姨拍照，建议她把脖子上的丝巾摘下，两手举到脑后，让风吹着：“感觉一下就出来了，是不？好看！好看！”他拍了短视频上传，收到了几万点赞。

赵赫与王定2018年左右因工作认识。那会儿赵赫到沈阳，为省钱常住在洗浴中心，有时借宿王定家，逐渐熟悉起来。

王定邀他进了自己的圈子。这些朋友们经济条件略好，轮流请客吃饭。赵赫和这些朋友去唱K，总是点一些欢快的歌，卖力地又唱又跳。

他和这班人掏心掏肺，说他爸不爱他跳舞，关系差，两人住一起，说话便要吵，继而他爸作势要打。他妈不管他。一些朋友逐渐感到他有隐隐的自卑。王定还劝他，不用在KTV里如此努力地舞蹈。

赵赫一开始上沈阳搞自媒体，王定给他介绍几个开饭馆的客户，拍“干饭”视频，一条1500元。但王定一个人的资源有限，赵赫这才与主动找上门的沈阳轻范儿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了约。

他在沈阳继续借住王定家，把一家一当都搬来——王定才看见，他收藏了好几大包的奢侈品衣服，都只买不穿，挂着吊牌。因为疫情期间教舞收入不高，赵赫生活又穷讲究，他当时已欠下三万多元的债务，跟这家经纪公司签约的时候，他实际没得选。

“谁侵犯了你的利益”

王定在签约前后给赵赫参谋。他解释，赵赫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对社会上的沟坎见识不多；据王定回忆，起初接触的时候，沈阳轻范儿公司的代表展示了已签约的其他博主，表示赵赫“将成为我公司的下一个千万级网红”，并提及有广告资源。双方议定，赵赫一个月有七千元底薪，另有广告提成。

签约后，赵赫生平第一次被要求打卡，每天早上九点半，要不出现在公司，要不出门拍片。靠轻范儿公司接洽，赵赫拍了几支广告。

但很快，赵赫发现公司无法足额发放工资，而且发钱的时间不定，账户也不统一，不注明是扣税后的底薪还是广告提成。后根据沈阳市浑南区法院在2023年12月出具的民事判决书，一审认定，从2022年3月到当年11月，赵赫每月最多收到6629.31元，最少只有2500元。

2022年，轻范儿有其他员工也被拖欠工资。王定的感受是，一开始这公司只是批量欠薪，也许确实效益不好；逐渐变成“针对”赵赫，因为他到处询问少收到钱是怎么回事。

赵赫离职后，曾有前同事私下来找他，感谢他仗义执言，说自己不想计较，当了“懦夫”。聊天记录显示，赵赫过了一顿嘴瘾：“我想让他（指领导）干嚎百天，在化粪池爆炸。”

赵赫上门找领导谈话，却占不到便宜。王定将赵赫当时录下的音频剪辑后传上网，他给记者提供了更长的版本。在两段录音里，赵赫想看工资明细，想搞明白自己收到的钱，哪笔是底薪，哪笔是广告提成，公司领导责问他为何找了不同的人问，甚至找投广告的商家打听，又说赵赫抖音做得不好，“当朋友圈发”，说他听不进编导意见。

赵赫半解释半辩解地说：“我不是光跟同事干（指不对付）……我不光是跟公司干……谁侵犯我利益了，我就觉得……”

对方突然暴起：“你总觉得别人侵犯你利益，你告诉我，谁侵犯你利益了？”

后来在官司中，王定发现，打一份工的赵赫，名义上有三位不同的雇主。

2022年2月，赵赫与沈阳轻范儿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劳动合同书》，同期，他与北京轻范儿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新媒体账号运营协议》。要维权的时候，才发现两家公司虽然名称雷同，之间并没有股权关系。

同年6月，赵赫还与辽宁招财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专用）》。据赵赫生前说法，这是人力资源部员工让签的，当时给他解释是“办社保用”，他没怎么看内文就在微信里的一个法务小程序上对电子版签了字。

回到真实世界

王定帮赵赫联系了律师，把三家公司全告了。案件前后开庭三回，他们都承认是赵赫的雇主，却又各有推脱的理由。

沈阳轻范儿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表示，赵赫缺勤过多，少发的钱是罚款，又表示，去年6月以后，赵赫的工作内容应该根据新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专用）》来，这份文件里赵赫在沈阳轻范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内容被改成“协助招聘、内容策划”等，不存在“广告拍摄”，所以，即使赵赫要讨要广告收益金，也得去找北京轻范儿网络文化传媒公司讨要。

北京轻范儿网络文化传媒公司表示，根据前述《新媒体账号运营协议》的条文，一旦发生争议，应当去北京打官司。

辽宁招财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则表示，沈阳轻范儿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用工单位，自己只是劳务派遣单位。

赵赫难得地静默了。王定旁听过两次庭审，他嘱咐赵赫在庭上“让律师说，别吭声”。这案子举证环节很冗长，赵赫看上去快要睡着。但他平时着急，总问王定判决什么时候下来。

他想发短视频吐槽，一早想好主旨：“压榨员工，无良公司”，但王定劝他不要这样，认为会影响案子进程。他们忌惮被告将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解释为赵赫在名誉层面“对公司产生不良影响”。

赵赫一度被官司镇吓住。2023年1月，赵赫已被沈阳轻范儿网络信息科技公司单方面提出解约，法律诉讼还没正式开始。他回葫芦岛与韩焱焱叙旧，韩焱焱回忆，自己兴奋得想合个影发抖音，赵赫却说，不能够，他的肖像权都没有了，被公司控制住，“公司不允许他制造其他流量”。

一打官司，“快乐小赵”的账号就被司法程序冻结了，他无法继续接单赚钱，只能干看着平台给他一条条推送佣金几千元的广告机会。

赵赫与轻范儿前同事聊天，提了自己困窘不堪，几乎把所有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借了一遍。对身边与他交好的朋友，赵赫始终没暴露自己当时不断收到催款短信。

“气性太大”

去年2月起，官司刚开了个头，赵赫去了一家清吧打零工，当销售，给人订台。此外，他又开了个短视频账号一直更新，粉丝逐渐涨到了两三万。

酒吧的下班时间是凌晨两三点。同事们下了班，一般回去睡到第二天中午。酒吧的同事特特回忆，赵赫身体不好，却坚持早起，劝也没用。特特说，赵赫需要中午出去遛，招呼偶遇的粉丝们。这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

赵赫与新同事的关系仍然不好。据特特回忆，赵赫自带流量，有粉丝坐飞机、坐高铁来酒吧看他。其他销售招揽的顾客也想找他合影，有的同事以为他要撬人客户。特特说，这种嫌隙，一般请人吃个饭、送一些小单给别人做，也就解决了，赵赫却不明白。

特特和赵赫都是三十岁左右，他觉得赵赫不少地方与自己相似。比如，赵赫虽病，他租住的地方里外都给收拾得很干净。他房里有两个大衣橱，一个两个门，一个三个门，都比特特人还高，装满他不穿的名牌衣饰。特特想起自己读初中时候有件衣服，读到初三，老师还夸“很新”，其实是他穿得仔细。他初一时袖口能淹没指尖，初三才到手腕这儿。后来，特特也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显摆”。

特特也想像赵赫一样，做个真实的人。特特说，酒吧里有不同部门的同事，比如驻唱歌手，他不去加自己不够喜欢人的微信。他有底气，可以换工作、换不同的城市。

而赵赫，他好像没这资格，病得门都走不出。他有这么多粉丝，上门来看他的极少，住在他楼下的特特从没见过。他还好面儿。这酒店式公寓，一般只能去前台拿外卖，赵赫的母亲回了葫芦岛，他却从没麻烦特特帮他拿，宁可为难外卖骑手给他送到房门口。

他这时充满了戾气，甚至在朋友圈骂有的顾客不想花钱，上酒吧只坐散座、不订台，骂得粗野难听。王健宇形容赵赫“性格偏激”，特特却对记者说，可能是缺钱使人暴躁：一笔钱没挣着，赵赫会很难受。

在特特看来，赵赫的缺点是“气性太大”，一样生起气来：“别人发泄一下，就完事儿了，他气冲脑门儿。”

特特帮忙调停赵赫和同事们的关系，常劝赵赫别老生气，游离一点：“这只是一份工作。”赵赫好像是听进去了。

11月9日，赵赫在朋友圈复述了特特的这句话，配图是一盒药。

11月14日，赵赫有两天没在微信上和母亲唠，朋友圈也空白一片。赵赫的母亲感到恐慌，辗转一番找到特特。特特知道赵赫的房门密码，深夜打开赵赫的门，远远地看见他在床上，没盖被，侧卧着。他知道，赵赫没了。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赵赫去世，前述《新媒体账号运营协议》自动中止。去年12月1日，账号解冻了。

赵赫在经纪公司上班时，除了钱，还有一重很深的苦恼——有的视频要按剧本来。他不爱剧本，觉得假。“他不懂这个世界除了黑和白，还有很多灰色地带，他不懂这些‘规则’。”赵赫的朋友夏浔说，他努力地学着，却来不及。

各种旁观者又纷纷感到，赵赫想捍卫的那个网络形象，也不是真实的他自己。赵赫说不出太复杂的话，假使在饭桌上取笑他，他多半只能拿眼睛干瞪。他偶尔在朋友圈里打出一两百字，也词不达意。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梗接着一个梗，赵赫用模仿代替了表达。

他有很多有趣的模仿。比如“我爱吃草莓”——半眯着眼睛，无比陶醉地说，“我爱吃草莓”，他在不同短视频里翻来覆去地玩。其实他的病不允许他多吃。

2021年，赵赫还模仿郑爽当年在《一起去看流星雨》里的台词：“第一，我不是拽，我是愤怒；第二，我不叫喂，我叫楚雨荨；第三，请你们不要与我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不然我一定叫你们变成真的猪头。”

赵赫很喜欢一首歌，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什么‘你表现的只是你的保护色’。”王定说，他觉得，“快乐小赵”对赵赫自己也是一个IP形象，他在短视频里反复念叨着快乐自信，“都快变成一种（对自己的）心理暗示。”

他早就觉得赵赫心里有各种委屈，但对于赵赫假装的快乐，王定一直没想好要如何干预。他甚至想过：“如果有旁人的助力和赞同，这个（快乐的）梦又很美，我为什么去戳穿它呢？”

母子

赵赫不仅靠着在网上展示自己的快乐获得慰藉，2022年之后，他还试图以此谋生。那么，谁来支付他拍摄广告的费用？

根据落款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的一审判决书，沈阳市浑南区法院认定，赵赫到账缺失的金额与他的打卡记录对不上，不支持被告说赵赫经常迟到、因此罚款的说法，而且，虽然有《新媒体账号运营协议》的约束，但赵赫受沈阳公司的管理、收益也由该公司支付，因此，两家“轻范儿”应共同承担支付责任。

一审法院另认定第三家人力资源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三家公司需赔偿原告共计四万七千余元。

对此，三名被告提起上诉。目前该案二审还未确定开庭时间。

赵赫去世后，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继承人，成了案子的新原告。

去年11月，两人上沈阳给儿子办丧。两人久不联系，时隔十年相见，还要当着一众人的面爆吵。刘桂华回忆，自己说：“十八年前你说我管不好孩子，十八年以后孩子给你管死了。饭饭会不做，年年不上班……”

刘桂华说起前夫在赵赫生病时没给钱，没来照顾。赵赫的父亲说话少，只推说自己没钱。记者未能见到赵赫的父亲。

赵赫与母亲冷战多年，在他病中和好，旋即每天吵闹，赵赫一时在朋友圈夸她，一时骂她，两人的恩怨从刘桂华离婚开始。她搬走回娘家，不让赵赫上她这边过夜，即便看见他给父亲打了，她也不同意。

赵赫出生于厂矿双职工家庭，父亲工资比母亲高。

他高中辍学，在葫芦岛家电大厦卖电脑那会儿，刘桂华去看他，他没个好气：“看我干啥来？”她落泪，搁下吃的就走。

刘桂华说，寻思儿子能有工作，旱涝保收，就完事儿了；刘宁在一边补充，这是普通厂矿家庭的一般思路，赵赫的父母都不喜欢他跳舞，伤他的心。刘桂华看赵赫跳街舞，“搁那儿拧得拧得，咱现在也看不惯”。艺考、练习生，她可能从没听说过这些，又要找什么门路，要花几钱？

她本已接受新的命运。赵赫在社会上打拼多年，沈阳轻范儿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能是唯一一家给他交过社保的工作单位。他医保里没钱，在沈阳治病太贵了。刘桂华想，要能把赵赫接回葫芦岛，她掏出每月三千的退休金，天天给他整饭，买药。

王定提出搞个直播，再说说轻范儿给赵赫受的委屈，也邀她出镜。她表示要“寻思寻思”，没拒绝。她还记得儿子受了气，她也听了赵赫和公司领导的吵架录音，对方骂了脏话，“辱骂孩子，把他妈也辱骂上去了。”

一个人，他所为人知晓的

赵赫的手机屏保是他自己，侧着脸，露出刀削出来似的五官曲线和下颚，一副风流自赏的模样。

“抖音上沈阳小沈阳，现实生活沈阳杨洋。”他曾在朋友圈如此吹嘘。

赵赫去世以后，王定取消了他朋友圈的“三天可见”设置。虽然，那里也不是真实的他，他不曾真实坦白过。王定想，要是朋友们想念“快乐小赵”，还可以点进去，再看一看。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定、刘桂华、刘宁为化名。实习生徐安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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