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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一起成长 未来十年将是公募发展黄金期
2023-04-05 10:53

中欧基金/供图 本版制图:周靖宇

证券时报记者 杨波

那是1997年冬,深夜,雪花纷飞。

刘建平快步走出证监会办公大楼——当时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金阳大厦,骑上自行车回家,周围已一片寂静。雪天路滑,半途摔倒,他爬起来抖抖身上的雪,继续骑车往前赶路。回到在德胜门租住的老四合院,整个人都快冻透了。老房子没有集中供暖,只能烧煤取暖,他赶紧搬几块蜂窝煤换煤、封煤,身上才有了一丝暖意。这是他从北京大学来到证监会的第二年。

那时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被更多人感知。在国内有识之士的讨论、推动下,1997年10月,中国证监会正式筹建基金监管部,中国基金业就此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当年11月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次年春天就要成立试点基金公司,发行产品。基金部的7位工作人员从证监会各部门抽调,刘建平来自证监会法律部法规处,彼时是成员中年龄最小的,26年过去,他对当年的燃情岁月记忆犹新。

1998年3月初,国泰基金、南方基金作为首批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成立。3月23日,基金金泰、基金开元首批封闭式基金上网发行,公募基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99年,《基金法》列入立法计划,北大法律系背景的刘建平后来成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开始参与立法工作。2003年10月28日,《基金法》获表决通过;2004年6月1日,《基金法》的六个配套法规全部颁布完毕。

至此,作为中国基金业拓荒者之一的刘建平也结束了在监管机构的8年工作生涯,加盟刚刚成立的合资公司上投摩根基金,出任公司督察长,继续投身行业前线。2009年初,刘建平来到中欧基金公司,担任总经理。2013年,窦玉明(现任中欧基金董事长)加盟中欧基金,牵手刘建平。

刘建平担任中欧基金总经理至今已14年,中欧基金管理的公募基金规模也实现了从20亿元到超过千亿级别的飞跃。日前,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刘建平。在5个小时的访谈中,他首度讲述了过去25年中,他与中国基金业共同成长的人生故事。

基金业早期的燃情岁月

证券时报记者:你是怎么与公募基金结缘的?

刘建平:我大学就读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后留校,然后读研,攻读金融法,对金融、资本市场开始有一点了解。1996年秋天,听说证监会在招聘,我就投了简历。很幸运,我通过了考试,正式进入法律部法规处,学习、参与起草法规和一些法规咨询工作,增强了对市场、对业务的认识,掌握了一些立法技能。

1997年10月,证监会决定筹建基金监管部,我调入该部门,从此跟基金行业结缘。当时会里从几个部门挑了7个人,除了两位副主任,我们其余五人各负责一块业务,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证券时报记者:请讲讲你们当时具体做了什么工作。

刘建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是《基金法》的蓝本和基础,确立了基金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基金部开始进行一些具体的工作:一是按照国务院要求,在行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先制定一些过渡性的规则,总结规律后再提升为法规和法律,后来很多年证监会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二要确定试点范围。1996年股市波动很大,有一些证券经营机构被处罚,国泰证券、南方证券因为经营规范成为最早两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发起人。股东选派的高管需要通过证监会的考试才能正式任职,由基金部负责出卷、考试、评分、面谈。

三是制定产品基本规范,我们起草了一系列指引,规范基金产品的运作,包括投资范围、投资限制、风险控制、信息披露、资产托管等,之后开始组织行业做产品设计和申报,审批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你曾参与第一批基金公司的批设,有什么难忘的事?

刘建平:我们发现在某一股东独大的情况下,对基金公司可能会有不恰当的干预,存在治理风险。在检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最担心的是股东是否会干预基金的投资运作,损害持有人利益。有鉴于此,我们开始考虑在基金公司中设置均股的股权结构,给公司管理层更多主导权,第五家试点公司博时基金就这样应运而生。以后的多年实践证明,治理对基金管理公司运作有根本性影响。

《基金法》“种瓜得豆”

证券时报记者:你是《基金法》工作组成员,请讲讲这部法案的推出。

刘建平:1999年,《基金法》列入立法计划,按立法程序,应由人大财经委和法工委负责起草,专业性的立法工作要请专业人员参加,所以成立了三个小组,分别为起草领导小组、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基本囊括当时的各界专家学者。当时,厉以宁任领导小组组长,王连洲任工作小组组长。

我初期参与一些辅助工作,后来成为工作小组成员。在立法前期,我们主要做论证和调研,包括到国外参访学习,到基金公司一线调研,汇报重要事项、解释重要问题,最终汇总各方意见,形成条文。

证券时报记者:王连洲曾形容《基金法》的颁布是“种瓜得豆”,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刘建平:刚开始的计划是做成“大基金法”,包括产业基金、股权基金、阳光私募等。但由于各类基金性质不同,在立法上也很难融合,权衡之下,领导小组最后决定对证券投资基金单独立法。

当时公募基金规模还很小,总被当成是炒股票的,单独立法要面对很多质疑。记得当时人大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我以前出国访问,看到国外利用基金的方式募集大众资金,投向证券市场,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发展,基金是非常好的融资工具和投资工具。我们要看到基金未来广阔的前途,以及对资本市场和经济的长远影响。”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记到笔记本上,回来后还写成报告交给领导。

从长期看,《基金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基金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让一个小行业有了法律的保障,对中国基金业发展意义重大。《基金法》也明确了持有人的权利,确定了基金行业最基本的理念是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确立了专业化与市场化导向,促进行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最后成长为规模最大的资管子行业。后来出台的“资管新规”也是从《基金法》的一些规则演变而来的。

引进优秀投研人才

证券时报记者:2009年初,你出任中欧基金公司总经理,是什么因缘?

刘建平:当时市场非常低迷,从长远看我判断应该是行业低点,未来有做大的机会。

当时正值中欧基金正在推行人才本地化,公开招聘总经理,他们找到我,我跟股东谈后,发现公司虽然底子略薄,但股东愿意支持管理层,授权比较充分。那时我也有机会去更大的公司,但觉得充分授权更重要,最后决定选择来当时只有20亿元规模、处于亏损状态的中欧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你到中欧基金后,主要做了哪几项工作?

刘建平:万事开头难。当时的中欧基金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品牌,产品很少,没有进大渠道,但关键是人才缺乏。我深知,公司要做起来关键靠人才,第一件事就是加强队伍建设。在公司原有队伍基础上,我想方设法引进优秀的投研人才。毕竟,没有优秀的投研团队,投资能力不强,公司永远发展不起来。当时公司小,待遇跟不上,又缺乏激励机制,要引进优秀人才非常不易,只能靠真诚打动人。2009年后中欧基金相继引进了苟开红、周蔚文两位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到2012年我们偏股基金业绩排名行业前列,规模接近100亿元,公司经营开始盈亏平衡了。

投资业绩起来了,公司品牌渐渐好转,渠道逐步打通,公司在权益和固收线上也播下了较好的产品种子。股东也看到了希望,认可我们走的路,对管理层越来越信任,这为后来的改制奠定了基础。

投研体系两次变革

证券时报记者:中欧基金曾经的事业部制很有名。

刘建平:治理机制类似于房子的地基,地基打牢了,房子可以盖高一点,但还要四梁八柱的支撑。2014年,中欧基金正式推出投资事业部制,引进了一批有创业抱负的优秀基金经理,迅速提升了投资水平。我们当时以优秀基金经理为核心,组建了十多个投资事业部。事业部制让投研人员极大地提高了积极性,提升了公司绩优产品的产能。2015年公司管理的偏股型基金规模过千亿,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回头看,当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证券时报记者:你们后来撤消了事业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

刘建平:在事业部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分散的事业部团队在小规模生产时没有问题,但随着规模的增长,事业部就很难满足覆盖更多标的研究的需求,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撤部并组的想法。另外,事业部制是完全扁平化的架构,很难形成良好的协作,管理层需要为此做大量协调工作。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司要做得更好更长远,需要进行二次变革。

证券时报记者:你们具体怎么改?

刘建平:从2018年开始,中欧基金重新构建投研架构,我称之为“撤部并组,合并同类项”,即撤消事业部,把同类策略的事业部合并成策略组。这个过程历尽艰辛,因为一个机制一旦形成,会有路径依赖,变革会遭遇阻力。但我和老窦对此有清醒认识,中欧基金未来要跻身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组织架构上必须转型。

那段时间,我们一方面要有力推进组织变革,另一方面也希望平稳过渡,尽量避免转型太快引发不必要的人员流失,陷入恶性循环。这是我最焦虑的时期之一,有时甚至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担心大船调头太快容易翻船,最后还是决定采取渐进式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在差异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

刘建平:大家都有自己很强的思维框架和逻辑,投资人员尤其如此,这意味着意见相左在所难免。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统一底层的文化价值观,企业文化能达成共识,就能有效包容差异,减少内部冲突。我们鼓励差异,但要基于一致的底层价值观,才能形成合力,百花齐放。为此,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最后促成了核心团队的认知统一。

力争进入第一梯队

证券时报记者:中欧基金有什么愿景?

刘建平:2021年我们做了十年规划,去年再次讨论了十年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整体实力进第一梯队,同时要在优势领域争取做到行业领先。

我们不是要做成行业最大的公司,而是认为只有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才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形成深厚的能力积累,最终成为专业、卓越、值得信赖的资管公司,在大财富管理时代更好地履行历史使命。

证券时报记者:中欧基金的业务是否有短板?

刘建平:我们在权益方面已经打下基础,但在固收方面仍需努力。现在,一方面要不遗余力投入、改进,提升在主动权益投资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未来几年要在固收条线发力,并在做强固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固收+”、多资产的管理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你怎么看公募基金发展前景。

刘建平:在目前环境下,未来十年应该是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十年后行业增量或将超过前25年的总和,国内基金管理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更高,投资实力和财富管理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对促进国家实体经济发展和广大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贡献会更大。对此,我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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